五名老总支招民企怎样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非公有制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这些来自非公有制企业的代表委员根据亲身经验，分析民营经济发展的条件、未来的期望等。譬如，希望扶持中国纺织服装品牌进入一线城市高端商场，在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上要自己想办法解决等。

  作为辽宁新当选的40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王孝久在北京做了10年“北漂”。后来感觉到北京产业体系转型开始后，王孝久将服装公司制作重心转移回故乡朝阳市。此次王孝久带来的建议与此有关，他希望由国家对辽冀蒙交界区做出统一规划，引导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和京津冀产业调整中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此落地生根。

  王孝久：我是学经济学的，里面有关于区域经济这门课程。2011年那会儿，我已经感觉到了城市功能转变可能带来的变化。到了现在，你看像大红门、木樨园这些原来批发服装的地方，都已经往外退到了廊坊、武清这些地方。

  王孝久：要提供好的环境，不要让他围着琐事分神，诸如人际关系这些事太浪费精力了，这也是一些人比较担心的。需要各种服务的平台、政策去扶持企业，而不是给他添乱。

  北青报：为何会对辽冀蒙交界地区做出这样的建议，而且和京津冀联系在了一起？

  王孝久：对辽冀蒙交界区发展地域规划和支持，由国家统一规划，引导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和京津冀产业过程中，调整转移的无污染、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此落地生根。这块大多是山区，以前开矿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最近一段时间利润较高，但破坏了环境，而且现在煤矿行业也不景气。通过引进没污染的产业，既保护了当地的环境，也承担了一部分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作用。

  王孝久：首先是交通，高铁建成后，从朝阳到北京可能只要一个半小时。上班的人可完全周五回北京，周日再回来，这也就解决了人才引进和物流问题。而且朝阳和周边地区本来就有在北京打工的群体，也能把这些技术工人吸引回去。希望国家进行一个评估，看看哪个行业适合当地发展，必须是环保的、可持续性、能够解决就业的。

  北青报：“门好进了，人好见了，脸好看了，事好办了，还不用多花钱了。”您会上说的顺口溜来自哪里？

  王孝久：顺口溜是大家传起来的，有一年多时间了。和政府机关打交道的人都有这感觉，原来有的人脸挺冷的，现在考核机制变了。很多地方由各界组成一个评议团给政府各部门打分。我也参加过，这是不记名，结果统计出来，排名靠后的换领导，所以不干事的真待不住。

  王孝久：要懂经济，知道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环境，而沟通很和谐、相互尊重，同时掌握政策清晰，不光是约束企业的行为，还要能引导企业。

  谈起民营经济，全国人大代表、鄂尔多斯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王林祥认为，眼下，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迅猛，可在经营过程中仍然面临审批难、融资难等问题。他建议“理直气壮”地支持民营企业，进而破除执行层面不重视或抽贷断贷等做法，释放民营公司发展的积极性。

  王林祥：我对发展非公经济格外关注。改革开放以来，非公经济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潜力、最富创造力的主体。鄂尔多斯市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如今的鄂尔多斯，虽有诸如康巴什“鬼城”之类的传闻之扰，但只有200万人口的年轻城市，2016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417亿，而关键支撑来自于当地企业，在全市非公主体占95% 以上。但是，非公有制企业目前正面临着自身发展的困难和制度环境的瓶颈制约，主要是经济下行压力之下的生产经营困难，转型升级有心无力，体制机制障碍造成的再创业步履艰难，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的信心不足，特别是审批难、融资难引发的投资积极性下降。

  王林祥：政府工作报告把“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和“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作为工作任务，力度之大让企业界倍感振奋。我认为，要破除“玻璃门”和“弹簧门”，具备了放心的思想基础，才能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切实保护企业家精神。只有放胆，才能及时兑现各项好的政策。只有放宽了实际存在的不平等限制，才能实现民营经济的发展提速、比重提高和质量提升。另外，政府工作报告讲，要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深入落实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之前，民企和国企在项目审批、金融贷款等许多方面存在实质上的不平等，很大程度制约着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活力，所以才要坚决破除。

  王林祥：我在会上提了建议，希望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具体支持。特别是在当前市场低迷的背景下，对于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还希望金融机构不要抽贷断贷。

  王林祥：希望立法立规扶持中国纺织服装品牌进入一线城市高端商场。纺织服装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品牌。但走遍国内一线城市的高端商场，看到的几乎都是洋品牌，满眼尽是国人不怎么认识的洋文，鲜见中国品牌和中文标识。不是中国品牌不够好，品质、技术、服务都不存在问题，许多国际大牌都是国内代工生产的，也不是竞争力不足、业绩存在问题，我们鄂尔多斯旗下品牌1436已经进入了日本东京的伊势丹百货等最高端的商场。但在北京一个购物中心，努力两年之后才争取到洗手间旁边的小面积边角位置。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品牌想进却不让进，而挂上外国牌子就能进去了。即使进去的中国品牌，也很难获得好的位置。为了切实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助推中国品牌“走上去”，建议国家相关部门依法做出明确规定，各大商场，必须要有至少30%-50%的中国品牌进入，凡进入中国商场的中外品牌都必须要有清晰的中文标识。开放的中国欢迎外国品牌，中国品牌也应该在国内商场占有一席之地。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拉开帷幕的大背景下，实体经济由于面临转型升级等问题，略显疲态。

  有专家评论说，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会强化两个概念的差别。无论是金融领域还是电商，都离不开互联网。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上述背景下有不少企业家“谈网色变”。全国人大代表、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对互联网技术很是喜爱。

  3月11日，在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驻地，郑坚江告诉记者，他认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对传统行业来说，是一个实现转型升级的很好的平台和工具。“很多人对互联网有片面的认识，认为互联网会伤害实体经济发展。奥克斯发展的实际体会是，企业应用好互联网技术，如虎添翼。”在郑坚江眼中，实体经济是“1”，互联网是“0”，二者融合，可以实现几何级的快速增长。“现在的竞争，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企业最终比拼的是效率。”

  郑坚江告诉记者，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为互联网正名。他始终认为，互联网是新业态、新经济，会帮助传统行业解决创新的问题，拉近和消费者的距离，跟传统产业两者不矛盾，对立起来没必要。“最重要的是转变固有的思考方式，去拥抱现代信息技术，停留在自己老一套行为模式下，固步不前的企业肯定会逐步衰退、出局。”

  日前，在谈到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时候，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永洋特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庆申对媒体表示，转型升级要趁早，企业应该从思路上转变观念。

  “我的企业从2012年就开始逐渐改造，逐渐降低落后产能，一下子改（的话）困难比较大，要提前。”杜庆申说，企业员工从思路上、理念上转化比较快，“从我当全国人大代表以来，（企业）每年都在加强环保治理。”

  在杜庆申看来，企业在环保治理上要趁早。他说，企业一定要有转型升级的理念和思路，“我们转型升级比较早，如果到了一定程度后再改，可能就有一点晚了”。

  转型升级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这部分的成本怎么消化？对此，杜庆申回答，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予民营企业不少政策支持，每个企业都有一定资金积累，“在关键时刻要把这部分钱拿出来，投入到环保治理上、职工分配上”。

  同时，杜庆申表示，企业在转型升级上不能被动依赖国家，要主动自己想办法解决，“环保治理、雾霾治理不能坐等，要根据国家的要求积极主动配合，积极抓紧时间还清水蓝天”。

  他说，转型升级虽然也需要花费成本，但是如果不转型升级的话，成本更大，“国家罚你，你乱排放，不叫你生产，你只好在这方面极力配合尽快转型升级，我可以偷排放，现在早投入是好的效果，否则企业就会被淘汰”。文/本报记者 孟亚旭

  北青报：您如何看待“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的国家政策导向？实业企业家应该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

  潘刚：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实业企业家是振兴实体经济的主体，应该发挥主体作用，提升自身品牌，抓住提升“中国品牌”的关键所在，总之，要共同打造中国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北青报：近年来，发展实体经济被视为经济复苏的关键动力，现在有哪些因素会制约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潘刚：我国实体企业的综合成本多年不断上升，不仅高于东南亚、东欧等地区，像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甚至接近美国的水平。成本上升，除了源于市场因素导致的人力、能源、土地等成本持续攀升外，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和沉重的非税负担，是制约实体公司发展的两大主要因素。

  在融资成本方面，虽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标准，我国正常的银行借款成本年利率仅为4.35%， 但事实上，多数中小实体企业难以从银行渠道获得这样的低息贷款，不少企业为获得资金，不得不选择年利率超过10%的私募基金甚至是民间高利贷，企业财务成本不堪重负。

  北青报：财政部门多次强调，加大实体经济扶持力度，要进一步减费降税，您说的非税负担包括哪些方面？

  潘刚：现在有统计说，目前向企业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部门有十多个，收费项目有68项。以伊利为例，目前只是新建项目的收费就有30多种，如专家评审费、人防费、文物勘探费、白蚁工程防治费、安全评价费、能耗评价费、水土保持费等等。再比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一些地方还要收取水利建设基金，缴纳比例是年营业额的千分之一，仅此一项伊利每年要交两千万元以上。

  潘刚：首先是全面清理整顿行政事业性收费，对不合法以及企业反映强烈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进一步进行规范、调整、取消，规范清理垄断性中介收费，降度易成本。要加大对各种违规收费查处力度，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行为。其次，推进资产证券化创新发展，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加强债券市场矩阵式发展，积极发展项目收益债及可转换债券、永续票据等股债结合产品，简化境内企业境外融资核准，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对于农业、食品等抵御资本冲击能力较差的民生行业，要设置资本进入的审批制度，防止在不对等、不公平的规则下资本对实体企业的冲击。文/本报记者 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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